故意杀人案——于洪恩案一审辩护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本人依法接受被告人于洪恩（化名）近亲属的委托，担任其辩护人，参与本案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。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不幸遭遇辩护人深表同情，但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证据与法律规定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为切实履行职责，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：

一、案发现场出现的折叠刀沾染有被害人赵勇（化名）的血迹，检方已经确定此刀不是于洪恩当晚所持，案件诸多疑点难以落实。

1、死者身旁发现一把匕首，不是于洪恩当晚所持，此物来源不明。

公诉机关提供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等证据时，体现出在现场死者身旁发现一把折叠匕首。对于这把匕首的来源问题，检察机关两次退查，经本案各被告人辩认，可以确认这把匕首不是于洪恩当晚所持，这把匕首的来源最终不能确定。

2、现场发现的匕首沾染大量被害人血迹，且该刀具与被害人的损伤特征一致，明显不能排除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经鉴定，此匕首的把柄、刀刃上附着大量血迹，均系被害人赵勇遗留。另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尸体检验鉴定结论表明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损伤系单刃利器。而现场所发现沾有被害人血迹的匕首，同样是单刃。

因而,无法排除该物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。

3、公安机关未能进行提取鉴定，导致部分问题无法查清。

针对现场刀具，本案应当对于此刀是何人所有、为何遗落在现场、为何沾染被害人血迹等问题进行查证。为此，侦查部门对现场出现的折叠刀应当提取指纹、进行辨认，尽可能确定或者排除此刀与被害人赵勇死亡之间的关联性，但侦查阶段并未进行这项工作，导致这些问题无法查明。

二、公诉机关指控于洪恩持刀捅刺致赵勇死亡，但证据明显薄弱，不能达到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证明要求。

（一）指控于洪恩的证据均为言辞类证据，本案缺乏物证及鉴定检验结论等客观证据。

从庭审情况来看，公诉机关认为于洪恩捅刺被害人，依据只是：

1、于洪恩之外的被告人只能证明其持刀，并不能证明其他问题。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一致表明于洪恩当晚带刀的事实，但基于双方素不相识，且现场混乱，本案其他各被告人对于案发当晚打斗情况的供述十分模糊，不能反映谁与谁打斗、谁造成什么结果等案件情况。

2、于洪恩供述其当晚与对方一人打斗并持刀捅刺了对方，这是检察机关指控于洪恩的主要依据。

3、唯有一份直接支持检方指控的证据，是证人李响（化名）的证言，其声称见到有人持刀刺他人两刀的具体情况，并据听说捅人的是于洪恩。案件退查期间，李响辩认称捅人者是于洪恩。

显然，公诉机关是因本案证据不涉及有其他人有带刀、用刀捅人的情况，根据证据推断于洪恩持刀捅刺赵勇致其死亡。然而，本案未能找到于洪恩当天使用的匕首，因而无法提取相关的物证、痕迹进行鉴定，本案在客观证据方面是部分缺失的，并有明显疏漏。

（二）公诉机关指控证据明显薄弱，略加推敲，便能发现多处合理疑问无法排除。

司法实践表明，所有的错案均有其较为完整的证据体系，否则没有机会成为错案；只是错案的证据体系多由言辞证据形成，却在客观方面存在重大隐患，隐患当然不会显而易见，因此应慎重审查。公诉机关指控存在的疏漏是：

1、本案案发时现场混乱，当晚是否有其他人带刀？没有被发现？不能不予以考虑。

2、本案是一起临时起意的犯罪，双方互不认识，不能辨别当天打斗的对象，于洪恩当晚的打斗对象是否确实系被害人赵勇？

3、于洪恩显然无法判决自己是否捅伤对方，公诉机关也不能证实于洪恩确实捅到被害人。并且，当天各被告人均有大量饮酒，打斗过程短暂，结合现场混乱、夜间光线较差等因素，能否完全排除其他人动刀伤害被害人赵勇的可能？

4、证人李响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当天晚上的情况。他证言称是听别人什么人说伤人者是“八屌”，却又说不能说。经过一年后的辨认可信度有多高？本案不能过份倚重他一个人的证言。

三、本案其他很多可能与被害人死亡有关的问题未能查明，明显不利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。

现有证据还能表明，本案明显存在其他人持有刀具等锐器并实施伤害他人行为的可能，但相关事实均未能查明：

1、张青（化名）胸部被穿透，所受损伤显然系锐器伤，本案明显可能还有其他人带刀并使用的情况。

2、王康（化名）的证言称项飞（化名）当天曾经带刀，但侦查阶段对此也未进行查证或确认。

3、被告人王正（化名）曾经称其头部损伤是刀伤，但公诉机关对于其头部损伤的原因未进行鉴定，因而无法查证是否还有其他人持刀伤人的事实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证据显示，本案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无法排除，公诉机关指控于洪恩的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本案不能认定于洪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只能以聚众斗殴罪对其定罪量刑。

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充分考虑。

辩护人：单玉成  律师     

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日